刊於女友雜誌2010年5月號
她們不是軍人，卻因為不同的使命而對戰爭有更深一層的體會。Joshua請4位美麗女戰士現身說法。
陳麗麗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傳播專員
每一天，全世界不計其數的婦女和女孩必須蒙受戰爭帶來的創傷――戰爭讓她們成為寡婦或孤兒，流離失所，有時還會被拘留。戰地裡的女性，展現了頑強的生命力，在面對危難時表現出堅韌和勇敢的一面，但她們同時也淪為暴力和恐嚇的受害者，面對著家庭的瓦解、家園和財產的損失以及生活的破壞。
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傳播專員陳麗麗表示，國際人道法對所有戰爭受害者，無論什麼性別，都給予平等的保護。
“國際人道法保護那些沒有以及不能再參與戰鬥的人，它對武器使用和作戰方法進行限制，在戰時保護人類的尊嚴，並將戰爭所造成的傷害限制在一定範圍內。國際人道法也對戰爭中的婦女提供周全的特殊保護，如果能夠更好地遵守這些規則，戰爭中婦女所面臨的苦難將大為減少。”
在2004加入ICRC的陳麗麗，其工作範圍主要是推廣人道法。除了負責出版物和培訓人道法導師，她也曾主辦各類活動推廣人道法，如課程、講座、展覽、海報比賽等，向政府單位、媒體、國際和非政府組織、講師和學生等推廣人道法。
2005年，在《渥太華條約》（或稱《地雷禁止條約》）簽訂10週年之際，陳麗麗和3位馬來西亞媒體代表，到柬埔寨訪問了一些地雷受害者。
陳麗麗回憶，她所訪問的地雷受害者，包括了一位20歲左右的柬埔寨男子於素帕。 “他是在8、9歲那年，在住家附近放牛時誤踩地雷而受傷。幸好，他在裝上假肢後，並有放棄他的生命，他不但積極生活、自食其力，後來還成了家。現在他已經是2個孩子的父親了！”
地雷到底有多可怕？地雷或其它戰爭遺留爆炸物，在敵對行動結束很久後，仍繼續對人們構成威脅，造成傷殘和死亡，並妨礙衝突後的重建和經濟發展。 “地雷會導致非常可怕的傷害，比如失去一個或更多肢體，而且其受害者都是平民，即便是僥倖生存，也往往會因終身殘疾而需要長期援助。”
雖然戰火已停息多年，柬埔寨平民還是因戰爭遺留的地雷而面對生命威脅。因此，ICRC在柬埔寨的工作重點除了確保被拘留者安康，也為地雷和戰爭遺留爆炸物受害者提供康復服務。陳麗麗說，估計柬埔寨有超過15萬名殘疾者，而ICRC所管理或支援的康復重心每年為約15,000人提供假肢、矯形器和理療服務。
“這就是為什麼國際人道法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武器、作戰手段和方法。ICRC將促進國際人道法的實施和發展作為其職責的一部分，努力保證目前正在使用和研發的武器符合現存規則，比如禁止使用對自然環境造成長期和嚴重損害的武器、生化武器等等。”
ICRC於1972年開始在馬來西亞開展工作，並於2001年在吉隆坡開設地區代表處。 ICRC努力使政府代表、領導、專家等參與對人道問題的思考，並獲得他們對其活動的支持。它鼓勵國際人道法條約的批准和實施，同時將該人道法納入軍事訓練和學術課程中。更多有關ICRC和國際人道法的資訊可瀏覽www.icrc.org。
孫天美
學院講師
訪問當天，孫天提來一個沉甸甸的袋子。仔細一看，不得了，都是一本本和軍事戰略有關的讀物。如此厚重的書，裡頭是硬邦邦的軍事理論，真不懂她如何消化得了。
孫天美在馬來亞大學修讀碩士，念國防與戰略。她之前在台灣主修新聞系，當時的講師建議她繼續念碩士，讓自己的學識更為專業。 “我對國際政治有興趣，又想接觸一個講英語的學術環境，剛好一個朋友建議我到馬來亞大學修讀國際政治，於是就申請了。”
一心想鑽研國際政治，孫天美卻陰錯陽差選修了國防與策略。 “第一年我們的課程和聯合國有關，到了第2年，當我發現竟然要讀《孫子兵法》和研究戰爭武器時，才驚覺自己選錯科系，可是已經抽不了身了。”不過孫天美也漸漸發現國防與策略也是國際政治的一環，於是將錯就錯，當做增加一門學識。
既然做了決定，她便無懼勇往直前。由於是以英文修讀，充斥許多陌生、深奧的詞彙，甚至連《孫子兵法》也要讀英文版本，讓孫天美壓力很大。直到她無意中發現台灣知名漫畫家蔡志忠創作的動畫版《孫子兵法》。那部動畫版《孫子兵法》配有英文字母，結果後來全班的同學都藉去拷貝，連講師也拷貝了一份，非常搶手！
“有一門課是國防分析，要研究飛機大炮，我盡全力去了解，咬緊牙關背名詞，催眠自己喜歡上這些東西。因為有記者的工作經驗，習慣了即使是自己不那麼喜歡的東西也得去認識。我也記得當時台灣的講師曾經說過，無論什麼事情都要嘗試去找出自己喜歡的點。”
想當然爾，不會有多少女生對這門課有興趣。即使在男生當中，這也是很冷門的課吧。據孫天美所說，她班上只有2、3個女生，學生來自各式各樣背景，有不少等待升級的現役軍官，還有一位是當時最高元首的侍衛。
坦言對政治、社會的認知啟蒙都是從台灣開始，熟悉台灣時事政治的孫天美在寫論文時自然而然選擇以台灣作為研究對象。 “修讀國防與戰略，讓我得以補充原本缺乏的知識，比如有關兩岸問題、海峽危機等。”孫天美坦言，以前她不清楚軍事方面的戰略，不懂什麼是幻像機，不明白為什麼台灣需要潛水艇，不了解防衛型和攻擊型武器的分別，甚至不知道世界上原來有攻擊型的直升機，“我以為直升機只有載人的那一種！”
原來，孫天美曾經想過要當一名戰地記者。 “可是我一直覺得自己會不適應，因為我擔心到時沒得洗澡，哈哈。而且女人每個月都會來月經，要怎麼辦呢？”
後來孫天美認識了台灣TVBS電視台國際新聞主任楊華，對方聽說她的憂慮後覺得啼笑皆非。 “她說去戰地採訪會有旅館住，不必擔心洗澡的問題，問題反而是其危險性。不過，她也表示現在的戰地記者未必需要到前線採訪。”孫天美後來也發現，一般報館都選擇派遣男記者去採訪戰地新聞，而且跟必須到前線拍照的攝影記者相比，從事文字報導的記者的工作危險性相對低很多。
“現在體力不如當年，沒辦法再過那種不眠不休的生活，集中力和思考力都退步了，所以已經放棄了當戰地記者的夢想。”如今任職講師，偶爾幫台灣報章的朋友寫新聞報導，雖然當初所學的國防與戰略最後並沒有學以致用，孫天美卻從未後悔那一段研究飛機大炮的日子。
Juana Jaafar
首要全球和平組織研究員
照片中Juana披在肩上的圍巾，是她在去年底前往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時，沿途獲贈的紀念品。那場經驗對她來說就如這一條圍巾，只要輕輕披上，深刻的回憶和感觸就會浮上心頭。
去年底，Juana Jaafar和另3名同事代表她工作的組織——首要全球和平組織，與加入英國人道組織Viva Palestina的援助車隊，前往烽火連天的巴勒斯坦加沙地帶。車上載滿了生活必須的食物和醫療用品，準備運到加沙地帶援助巴勒斯坦難民。
2009年12月6日，Juana連同來自不同國家的志願者從倫敦出發，一路橫跨法國、比利時、德國、奧地利、意大利、希臘、土耳其、敘利亞、約旦和埃及，沿途添上更多志願者和卡車，最終進入了加沙地帶。 500名志願者、220輛卡車、橫跨11個國家，用了1個月的時間才抵達加沙地帶，全程超過5000公里！
為什麼不干脆搭乘飛機去呢？ “陸路較便宜，我們必須運載援助物品，包括我們的交通工具如急救車都要捐給他們。一路上我們得以與各國媒體會面，也成功傳達了重要的訊息。”
路途中，Juana與同事們嘗試透過Twitter向馬來西亞的媒體和讀者提供最新消息，固定每天上傳最新進展。這個舉動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應，國內報章定時報導他們的近況，連國際媒體都開始追踪他們的消息。因為路途中很難上網，他們便透過手機將Twitter的功用發揮得淋漓盡致。她舉例，當一位馬來西亞籍志願者Ibrahim不幸被扣留時，他們馬上通過Twitter散播這項消息，而他身在英國的母親即刻聯絡當地馬拉西亞大使，讓Ibrahim獲得釋放。
“我記得過程有一名華裔年輕人在Twitter上問我們，為什麼中文媒體沒有報導這件事？我想主要是因為巴勒斯坦的衝突往往被當做是宗教課題，而不是人道課題。再加上穆斯林對巴勒斯坦難民的支持，更讓這個衝突容易被宗教化，對巴勒斯坦難民來說很不公平。”
Juana看到不少非穆斯林也積極加入他們的車隊，有者甚至是猶太人，更印證了很多人對這場衝突的誤解。親身走過戰地，她有了不少人生體悟，也看到許多讓她非常感動的事情。 “因為全程達一個月，又適逢聖誕節難以請假，因此有2個女生，一個來自布魯塞爾一個來自英國，雙雙辭掉了她們的工作當志願者！”
當時正值冬天，而大部分時間他們都必須在車上過夜或搭營露宿。 “之前朋友都擔心我會適應不良，畢竟我在吉隆坡習慣了舒適奢華的生活。沒想到我卻適應自如，連我自己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人在最迫切的情況中，都會找到生存本能吧！我並沒有抱怨，即便上個廁所常常得走上1公里到最近的加油站。”
撇除一路的顛簸和風險不說，加沙地帶——就像一個巴勒斯坦難民跟Juana形容般——沒有一處是安全的。抵達加沙地帶當晚，Juana與其他志願者在留宿的旅館大廳休息，旅館附近地區傳來震耳欲聾的爆炸巨響。以色列軍發動空襲，原本預計在加沙地帶停留48小時的志願者團隊，決定在30小時後離開。
離開前，Juana與同事們把握時間出外作採訪。他們親眼目睹被炮火肆虐的難民社區、被摧毀的藥房、坍塌的國會大廈，還有在廢墟中繼續掙扎求存的巴勒斯坦難民。基於建築材料的短缺，他們只好在廢墟旁蓋起泥房子。 “加沙地帶有約150萬名難民，他們非常需要藥物等生活必需品，兒童也缺乏教育用品如書本和鉛筆。有一間大學被炸毀後，巴勒斯坦難民一星期內清理掉廢墟，回复上課，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他們頑強的生命力對我很有啟發性。”
全球首要和平組織（Perdana Global Peace Organization）創立於2005年，以反戰為目的，
將戰爭犯罪化。該組織舉辦國際研討會，致力於推動全球和平，終結戰爭。更多有關此組織的資訊可瀏覽www.perdana4peace.org。
Catia Lopes
UNRWA法律助理
A Letter from Palestine
寫這封信時，我正身處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我在去年9月加入了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在其法律部門當法律助理，同時也是人權計劃的協調員。我目前的工作包括安排學生旅遊團、審查合約、進行調查、寫信等等，非常多元！
你或許沒聽過UNRWA這個組織吧？這個由聯合國成立的工程處，於1950年開始運作，主要是為在加沙地帶、約旦、黎巴嫩、敘利亞的470萬名向該組織登記的巴勒斯坦難民提供援助、保護、法律支援等服務。
當初我決定來加沙工作時，我的親友們都沒有過於訝異，哈哈，看來大家都很了解我，也很支持我，知道這是我真正想做的東西。當然他們也免不了擔心我的安全，想必你也一樣吧！你可以放心，聯合國對其員工的人身安全有非常嚴格的保安措施，當然我明白情況隨時可能進入緊張狀態。可是，即使此地突然發動另一場像去年一樣的進攻，我想我也會要求留在加沙，不管什麼情況，我都希望與加沙的人民同在。
加沙是一個被全世界孤立的地方，要前來親身體會這裡的情況，並和當地社群一同生活，無可否認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可是唯有這樣才能切身體會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並真正為他們的生活作出改善。
你知道嗎？加沙的海陸都遭到嚴密封鎖，沒人可離開，也幾乎沒人可以進來。貨品的進口被限制，在缺乏建築材料的情況下，遭到損壞的房屋根本沒辦法進行重建。再加上不穩定的政治與社會環境，無論是對當地社群或是我們的工作都有很大的影響。
我的工作包括從加沙UNRWA學校裡的人權課中挑選表現最優異者，安排他們到美國和荷蘭考察。去年底，我曾帶一組學生到約旦出席一場為加沙孩童籌款的活動。當身為該活動嘉賓的他們怯生生地站起來，接受觀眾的掌聲和喝彩時，我看到他們的表情變化――從膽怯慢慢轉為驕傲，愉悅的笑容出現在他們臉上。那一刻他們知道自己並不孤單，外面還有關懷他們的人。
那真的是個非常美妙的經驗！我永遠忘不了這些學生人生中第一次離開加沙出遊的喜悅。他們第一次搭飛機時經歷耳鳴、第一次搭乘火車、參觀博物館、去電影院等等。他們在行程中也會見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美國國會議員、前總統卡特等等，無論是思維或表現上都很令人讚賞呢！
在加沙的體驗，讓我學會了更珍惜我曾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比如安全、自由、保安等，也變成一個更會體諒他人、更有耐心的人。
不過啊，與其說是這份工作把我留在加沙，還不如說是加沙的人民。他們真的是一個很友善的社群，有著不可思議的韌性，以一種動人的精神繼續為他們的家庭和子女提供一個完整的生活。日復一日，他們克服一切，堅持並維護自己的尊嚴。在戰地生活，讓我上了人生寶貴的一課，也啟發了我過一個更快樂的人生。
想跟你分享最近跟一個朋友談到的課題，我發現在戰地工作的女性人口比男性多很多，我想是因為女性非常適合這個領域：女性的敏感細膩讓她們擅長和受難的社群溝通，而同時女性的堅強也足以讓她們善於處理緊急的情況和災難。很多女人還未了解自己的這一面，但我很肯定每個女人都擁有這份特質！
快呼籲你身邊的女性朋友去參與任何類型的社區服務，或以義工的身份去協助殘障兒童、老人、災民、難民吧！我保證她們會像我一樣，從中對別人和自己都有更透徹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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